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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08-9-7 11:14 只看该作者

追忆一生传承红色经典的军旅编辑家黄涛

追忆一生传承红色经典的军旅编辑家黄涛

黄涛
　　人民军队第一部英雄传，第一部烈士传，第一部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史，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第一本革命回忆录杂志，第一本面向部队青年官兵的生活杂志，全国第一家大型军事书店……这些“第一”，都与一个名字息息相关—— 解放军出版社原顾问，著名编辑家，解放军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黄涛。

　　２００８年８月９日，这个一生默默无闻、悄然劳作的老人，走完了８８年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与这个逝去的灵魂对话，那么，就让我们静静地倾听他身边人的诉说，让这个远去的身影在人们的回忆中逐渐近切，逐渐清晰……

　　《星火燎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部革命回忆录文集。出版界公认，没有黄涛的执著和坚持，没有黄涛那种对先烈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就不会有今天的《星火燎原》。

　　大志信仰篇

　　黄公子的心跑了

　　雄浑苍茫的太行山像一条巨龙绵延腾骧，在平定县境内伸出五支龙爪，化成五大山脉，环立于县境四周。黄家巷就坐落在平定县城西边，那是金融家黄伯的宅院，庭院深深，整个院子加在一起有近百间的房子，装修考究、富丽堂皇，记载着这户人家的富贵与繁荣，黄家巷也因此而得名。

　　他不叫黄涛

　　1920年8月9日黄涛出生于此。那时他不叫黄涛，而叫黄宏基，是平定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大公子。黄宏基的父亲黄伯是国家原副主席荣毅仁父亲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小宏基6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9岁入县立第一完全小学，现在已更名为平定实验小学。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有这种家境，应该说是让所有的人都望尘莫及的。没想到这位黄公子偏偏生在福中不知福，迷恋上了革命。

　　迷恋上革命

　　起源于1931年，当时黄宏基读小学四年级，有一件事在他幼年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年9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黄宏基的老师向学生们讲了事变的经过，并且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日军的暴行，许多同学听后都哭了。黄宏基的心中也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决心。

　　1935年小学毕业后，黄宏基没有遵从家里的意见，独自一人远离家乡报考了太原中学。1935年12月北平学生掀起“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太原学生为声援北平的学生斗争，25日在太原中学门前的海子边公园集合，准备上街游行。这时，校方紧锁校门不准学生出校门，结果群情激愤，把校门冲开参加了游行。冲校门的学生中就有黄宏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

　　1936年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学了，黄宏基所在的初中13班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叫梁品青。此君是彭真的同学，1923年加入共产党，后来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梁老师讲课时常常离开课本，有一次，老师讲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时说：“真正的中国，是修筑起了万里长城，是开凿出了大运河，是点燃了丝绸之光、敦煌之光，是创造了儒教、道教，是赶走了一支支入侵的暴徒！真正的中国是一条好汉！”

　　这些话让同学们听得入迷，大家都喜欢接近他。在梁老师的引导下，他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采取个别吸收的方法，首先发展的有黄宏基和另一个学生王宏士，再由他们两人逐渐发展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队伍渐渐壮大了起来。

　　1937年11月初，也就是农历9月末，著名革命将领程子华组织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招生了。多次跃跃欲试投身革命阵营的黄宏基终于找到了机会，报名参加了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每人发一套灰色棉军衣，一支陕西造的65式步枪和60发子弹。黄宏基的军旅生涯从此开始了。

　　周恩来接见他们

　　1937年太原失守，周恩来撤离太原前夕，在百忙中单独接见了黄涛的老师梁品青，后在程子华、梁品青的陪同下接见了太原中学的学生代表，黄涛也在其中了。在当地的一座大庙里同学们站着，周恩来也站着讲话。周恩来先谈了抗战形势，又讲到国民党军队从太原溃退的情形，指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周恩来勉励大家：“你们参加革命很好，现在子华同志这里需要人，你们就留在这里工作，不必去延安了。”这是黄涛和他的同学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听到中央领导的讲话，对他们鼓励很大。在31年后的1968年11月22日，周总理接见济南铁路有关人员时，黄涛在太原中学的同学原星提到1937年总理在汾阳接见太原中学学生一事，总理说对，有这么一回事，总理还记得。

　　事后，黄涛和他的同学一样，热血沸腾，一颗报国之心，一片爱国之志在心中燃烧着。

　　大树下的入党仪式

　　这是一个奇特的入党仪式。

　　黄涛参军不久，他们一路行军从汾阳到离石。有一天，武装部作训科科长谢嵩找黄涛谈了一次话。谢嵩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当过红29军军长，由抗大调到战动总会工作。谢嵩让黄涛在训练班负责建立民先组织，先把参加过民先的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发展新的队员。谈话后训练班的民先组织很快建立起来。领导都说这个青年人能干，有组织领导能力，是一颗好苗子。

　　又过了几天，排长吴迪桃突然通知黄涛与他散步，黄涛放下饭碗就追着去找吴迪桃了。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吴迪桃说：“小黄，你表现不错。组织上和领导都看在眼里呀！你们年轻，又有文化，参加革命有些日子了，我想问问你对共产党有些什么认识？”黄涛说：“其实用不着我再说什么了，我用实际行动在跟着共产党走呢。”吴迪桃笑了，说：“好！党支部已经同意你加入党组织了，介绍人就是我！”

　　第二天，入党仪式是在石板坡村外的一棵大树下举行的。没有党旗，没有入党誓词，同时加入党组织的有三个人：黄涛(那时还叫黄宏基)、王宏士(后改名为王化民，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原廷价(后改名原星，曾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吴迪桃说：“我正式宣布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请把右手握成拳头，高举过肩膀！跟我念：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只有那棵无声的大树见证了这个辉煌的时刻，这三名新党员日后都成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我是初中肄业生”

　　去年冬天的一天，黄涛生病住进了301医院。护士要履行常规登记，问黄涛是什么文化程度。黄涛说：“初中。”还没等年轻的护士填完，黄涛又补充一句：“确切地说是初中肄业生。”

　　黄涛确实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凭，只有上个世纪30年代末，他在太原中学念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证明。参加革命后，尽管他多次进修深造，但都没有文凭。所以，在黄涛的履历表中，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填写初中肄业。

　　“编辑是个没有星期天的职业”

　　从一名初中肄业生到知名的出版家、编辑家，黄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完整地休过节假日和星期天，下部队采访从没有借机游览名胜古迹。伴随着他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苦”。

　　苦学，苦思，苦钻。同事们说，黄涛是坐上飞机写计划，返程时上了飞机写总结，到了部队就是一门心思地工作，休息的时间总是一头扎进招待所学习。“编辑是个没有星期天的职业，八小时之内成不了好编辑。”黄涛常说这句话，这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编辑生涯的真实写照。

　　他的老伴马艳秋曾对别人开玩笑说：“假如我要是走在老头子的前面，我要挑着时辰走，否则他都没空送我。一个是他在看稿子的时候，再一个他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这两件事他在做的话，什么事情都惊动不了他。”

　　黄涛几十年来养成了这种学习和工作的习惯，他还爱看书读报，《光明日报》是他的第一选择，因为，那上面有很多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大约有20年了，《光明日报》一张都不少，每月一捆，按时间顺序放着。他自己亲手整理，任何人未经他允许是不准翻动的。学习上有突破，工作上自然就能游刃有余。

　　大家都知道，评定职称已经成为专业技术干部的一道门槛，要讲条件，比贡献，还有考英语和计算机，所有的硬件都具备了，最后就是名额，没有名额其他全是白搭。评定黄涛的高级职称绝对是一个先例，首先他没有大学学历，再者他不会计算机，还有英语他肯定也考不过关。但全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对他网开一面，就讲贡献一条，有敢和黄涛叫板的吗？全票通过，总政治部批准确认他为编审。那是1989年。那一年，他已经离休了两年。

　　一次感人的答记者问

　　前不久，有记者到301医院去探视黄涛，并提了几个关于《星火燎原》的问题。

　　记者：26年您一直在编辑《星火燎原》，您想过没有想过改行做其他事？

　　黄涛：没有。组织上交给我来负责这项工作，我就应该善始善终完成好。

　　记者：是什么力量让您能够在一件事上干这么多年？

　　黄涛：我在编写《星火燎原》的时候，有着一种真挚的感情。因为编写的都是我同时代的人，而且有一些人我当年就认识，有些材料我看到以后，如同身临其境。他们把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党，我做一点具体工作，还不是应该的吗？

　　记者：请您自己评价一下您在《星火燎原》中所起的作用。

　　黄涛：我对《星火燎原》尽心尽力了，能做到的我都尽量做到了，对这套书我很有感情。但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充其量算个领班。

　　记者：您在编辑《星火燎原》中有些什么收获？

　　黄涛：我在搞征文以前，对党史军史了解很少，因为过去也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我对党史军史有点了解是从《星火燎原》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资料很难找，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文的资料，更难找到一本讲党史军史的书。搞了《星火燎原》后，我对党史军史知识掌握了很多。还有一个收获，因为这些稿件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我对长征反“围剿”，怎么作战，怎么走路，这些细节的了解是通过那些稿件知道的。稿件里面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这个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要像马克思一样戒烟

　　黄涛是一个老烟民，从炮火硝烟的战场，吸到新中国的和平树下。他的烟瘾很大，大到每天要抽三包烟；他的烟龄很长，长到吸了50多年。他每天可以从早上睁开眼一直不停地吞云吐雾到深夜上床为止。手指熏得蜡黄，牙齿也被尼古丁浸染得焦黄，但他仍认为那是提神醒脑的好法子，吸烟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了。

　　编《星火燎原》那会儿，那帮老编辑里，几乎个个都是抽烟高手，他们经常是把烟头拔了以后，把烟丝用纸裹上再抽。陈汉民说，在编辑部里抽这种回龙烟是黄涛领头的。

　　1986年国庆节后，黄涛莫名其妙地咳嗽、发烧，喘得很厉害，连夜送到301医院急诊。一去医院就报病危了。病情好转后，医生对黄涛说：“首长，您这烟可不能抽了，再抽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黄涛说：“我不抽了。”在一旁的大女儿黄长江笑了，她知道爸爸说什么话都是说一不二，唯独在戒烟的问题上却是说到做不到，因为他已有戒了又抽的“不良”记录了。

　　从事医务工作的黄长江，为了让爸爸能戒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她首先从妈妈马艳秋那儿开始找突破口，因为她的妈妈也是一位烟坛好手。长江对妈妈说：“妈，医生说我爸不能再抽烟了，再抽就没有救了，这事您还得配合，等我爸爸出院回来，不能再闻到烟味了，家里的打火机、烟灰缸，都要送人，减少他的条件反射。”马艳秋真的把烟戒了。黄长江便找来一篇文章，上面讲了马克思戒烟的故事。

　　马克思因为长年伏案写作、研究，吸烟又快又猛，而且有一半是放在嘴里嚼的。他在流亡巴黎和伦敦时，生活贫困得靠典当度日，但雪茄仍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凡看到马克思的人总是见他嘴里叼着烟斗或雪茄烟。为了早日完成《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夜以继日地工作，吸烟量自然增加。他曾对他的学生、女婿、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保尔·法拉格感叹道：“《资本论》的稿酬甚至还不够偿付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钱。”

　　他在晚年由于经济极端困难，不得不吸劣等牌子的烟。当他发现市场上有一种烟每盒便宜一个半先令，就改吸这种便宜的烟，并向周围的朋友幽默地宣传说，吸得越多，节约越多。由于马克思长期的极度劳累，加上大量抽吸劣质烟草，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他咳嗽声使人觉得这样一位肩膀宽阔、体质强壮的人似乎就要碎裂一样。”在他五十多岁时，医生就禁止他抽烟。这对于酷嗜烟草的马克思来说，戒烟，毫无疑问意味着悲壮的牺牲。但是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去做，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无力完成的。马克思毅然戒除了上瘾数十年的吸烟习惯。当他的朋友列斯纳看望他时，他孩子气地既高兴又自豪地说，他已经多少天没有吸烟了。而且只要医生不许可，他就决不再抽。最终连马克思自己也不大相信：他竟能做到完全不吸烟！

　　黄涛看后笑了：“好，女儿让我像马克思一样戒烟，我戒。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从那以后，再也没见黄涛抽过烟了。

　　三位英雄的聚会

　　2008年五一前夕，航天英雄杨利伟、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和英雄试飞员李中华相聚到了一起。同为新时代的英雄，他们已经彼此相熟，经常互有电话往来，但像这样的三人聚会，他们还是第一次。是什么事让这三位时代英雄聚到了一起的呢？

　　当报告文学《星火燎原》在2008年第1期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后，杨利伟、徐洪刚、李中华、丁晓兵等都被黄涛的先进事迹所深深感动，他们纷纷前往医院看望或撰文表达对黄涛的深深敬意。

　　五一前夕，徐洪刚特意从部队驻地赶到北京，到医院看望他敬仰已久的黄涛。得知徐洪刚来到北京，李中华特意给杨利伟打了电话，相约三人相聚，共叙黄涛给他们所带来的心灵震撼。

　　李中华说：“我是读着《星火燎原》长大的，那上面的英雄事迹给了我人生志向的最早启蒙。但我原先并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星火燎原》、《志愿军英雄传》这些书背后倾注了黄老多少心血，甚至是他一辈子的牵挂。了解了黄老这些丰富、真实、感人的先进事迹我很受感动，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信念带来的力量。”

　　徐洪刚说：“我也是伴着《星火燎原》这部书长大的。后来当兵，又在全国闻名的‘铁军’部队，再后来我当了指导员、教导员，给战士们上课时，我也经常给他们提起这些熟稔于心的故事。《星火燎原》真是影响了几代人的一部好书。”

　　杨利伟说：“别人称我是英雄，可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让我们比一般人显得特殊了些。其实，像黄老这样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几十年，尽心尽力地为大家奉献红色经典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曾有人问我，当飞船即将发射时，你的心跳为什么居然还是80？你难道一点也不慌吗？我说，当你摒弃了一切杂念之后，你的心自然就平静了。所以，我也特别能体会黄老这么多年痴心编撰红色经典而心无旁骛的精神世界。”

　　大德修养篇

　　经济窘迫的高级干部

　　黄涛17岁参加革命，36岁即成为副师级干部，67岁离职休养时则享受副军职待遇。依他的资历和级别，也是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个级别的干部，他的家人却长期只能体会到一个“穷”字。小女儿常问她妈：“妈，我一生下来，我就知道咱们家穷，怎么那么穷啊？”她妈掐着指头一算计，他们家没法不穷。

　　解放初期，黄涛两口子都是国家干部，那时候实行的都是供给制，再大的干部也没工资，有了孩子就按人头发点保育费。除了黄涛自己的四个孩子，因为马艳秋的父母都没有工作，所以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也要由黄涛两口子来抚养。1951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黄涛和失去联系整整14年的家人重又联系上了。当年他离家参加革命时才学会走路的小弟如今也已16岁了。

　　为了替母亲分忧，黄涛把弟弟接到身边，供其上学。马艳秋至今还记得小弟刚来北京时的样子：穿着一条黑棉裤，白裤腰，还向外卷着，脚蹬一双小圆口鞋，土气又可爱。但就这个小弟还特别争气，来北京时，考北京二中就考了个总分第一名。以后的三年学习中他也一直是三好学生，还曾参加北京市三好学生代表大会并做重点发言。上高二时他就入了党。1956年，小弟高中毕业后进入北京石油学院学习，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石油专家。

　　这边黄涛的小弟在北京上学，马艳秋家又连遭不幸。兄弟四个先后都得癌症去世了。有个小弟弟在吉林的一个油田担任钻井队长，是一个拼命三郎式的人物，平时连假期都不休。弟弟去世时才47岁，黄涛夫妇毅然担负起了抚养弟弟孩子的重任。后来这孩子也考上了西北大学。不久，马艳秋的妹夫又去世了，留下的那个孩子才小学毕业，也是黄涛夫妇把他供到技校毕业。

　　这么多年，身为国家和军队高级干部的黄涛夫妇一家一直就是在这样一种窘迫的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了解他们家情况的人说他们是省下钱来抚养孤苦伶仃的孩子，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还以为他们是装穷呢。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黄涛一家的经济状况也逐渐改善，可节俭惯了的两口子，又把目光投向了其他孩子，他们拿出钱来在家乡的小学校里设立奖学金，奖励那些刻苦学习的孩子们。

　　这两年，工资改革，两口子的工资涨了好多，这种“富裕”的经济状况让黄涛夫妇都有些不适应了。黄涛几次跟老伴说：“工资涨了那么多，我们都没地方花了，要不咱都捐了得了。”老伴满口答应：“好啊好啊！”黄涛听了宽慰地笑了，说：“我们奉献不多，可党却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报酬，心里不安呐！”

　　“我不能去见季老先生！”

　　自打黄涛病情逐渐稳定，从重症监护室转进普通病房后，老伴马阿姨就发现，黄涛隔壁病房一定住着一位有影响的老人，因为经常会有一些重要的领导同志来看望。有时从虚掩的门缝里看过去，发现房间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卉，整个房间就像个花园一样。一次偶然的机会，马阿姨得知，隔壁病房里住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老先生！

　　季老先生可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散文家和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当马阿姨欣喜地将这一消息告诉给黄涛时，黄涛脸上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季老先生我知道，他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他主编的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种、800余册，有一部分就是在我们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对季老先生也非常仰慕的女儿听了忙对黄涛说：“爸爸，那咱什么时候也去看看季老先生吧！能和季老先生照张合影是我的最大荣幸了！”黄涛听了，没有作声。女儿以为他同意了，便抽空从书店买来几本季老先生的专著，等待合适的时机，让先生签个名。

　　这天，风和日暖，隔壁病房里也好像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女儿凑近黄涛的耳朵说：“爸爸，咱这会儿去看看季老先生吧？”谁知，黄涛摇摇头说：“我不能去见季老先生！”“为什么呀？”黄涛默不作声。女儿再三追问，黄涛才说：“季老先生整整比我大9岁，应该我去看他。可他已是97岁高龄的人了，抵抗力差。我们都是病人，我这一去，交叉感染了，这责任就大了。再一个，我跟季先生原先没有直接打过交道，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在借他宣传自己。”此后，任凭女儿怎么劝说，马阿姨在旁怎么帮腔，黄涛依然只有三个字：“我不去！”望着黄涛一脸的倔强，马阿姨和女儿在一旁也只有叹息的份儿——他确定了的事谁也甭想拗过他，一辈子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他捐出全部奖金

　　1990年，年届70的黄涛已经离休了3年。但解放军出版社在推荐韬奋出版奖的候选人时，却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涛。出版社讨论，完全同意；到了机关，主管部门签批上报；到了新闻出版署和专家组那里，又一个满票通过。不但满票通过，而且在他的获奖意见里特别提到：黄涛同志为我国史传写作和传记文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革命回忆录写作的开拓者和倡导者。

　　1990年11月6日，对黄涛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灯火辉煌，第二届韬奋出版奖授奖大会在这里召开。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以及张友渔、胡绳等领导同志亲自给他们颁发奖章、奖状和奖金。当他接过沉甸甸的奖品时，眼睛里已淌出泪花。不久，解放军出版社收到了黄涛写来的一封信。

　　解放军出版社：

　　在邹韬奋95诞辰纪念的时候，我获得我国出版界最高荣誉奖--韬奋出版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社的光荣。现将我获得韬奋出版奖的3000元奖金捐赠出版社，作为对本社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同志的奖励。

　　出版社决定设立"出版学术研究成果奖"，并制定了奖励办法，我对此深表谢意。

　　随信附上人民币3000元，请收。

　　此致

　　敬礼

　　黄涛

　　1991年1月18日

　　3000元在今天看来可能还不到一个年轻人一个月的工资，可在近17年前，这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黄涛完全有理由拿上这笔钱改善一下生活或为自己的书房添置一些用品。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而是想到社里的人才培养和编辑队伍建设。一位曾经获得黄涛这笔出版奖金的编辑说：“拿着黄涛用韬奋奖金设立的奖金，更激发我们要向黄涛那样，做一个有作为的出版人。”

　　《星火燎原》激励下的孩子们

　　听说老校友黄涛生病住院了，山西省平定县实验小学的杨爱琴校长就一直惦记着要去北京看看老人家。可学校的事情实在太多，杨校长一直脱不开身。这不，清明节到了，按照国家的新规定，这个清明节第一次有了三天假，说什么也要去趟北京。可去北京，带什么给黄老呢？家乡的老陈醋当然不错，平定的龙筋干黄老肯定也多少年没尝过了，可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表达母校师生对黄老的一片敬意。

　　1929年，9岁的黄涛进入今天的平定县实验小学的前身--县立第一完全小学上学，到1935年黄涛小学毕业考入太原第一中学止，黄涛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自己最难忘的童年。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幼年的黄涛心中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根基。

　　正是怀着这种难忘的记忆，1991年5月，黄涛向母校赠送红色经典图书，并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捐赠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出于对《星火燎原》这部书的一片热爱之心，他将这个奖学金命名为“星火燎原奖”。第二年，他又和其他兄弟一起向母校捐赠一万元。在他有限的几次回平定的时间里，每次他都要去看看那些小校友们，和他们进行亲切的交流。虽然后来因为身体原因，黄涛回老家的机会少了，但他的心也一直和家乡母校的孩子们连在一起。孩子们更是感激爷爷。此前平定实验小学1000多名学生，每人一针缝制了一个刺绣的匾，表达对黄爷爷的崇敬之情。

　　正是怀着对老校友黄涛的这片敬意之情，杨校长和王副校长利用清明节的假期时间，专程驱车从山西平定来到北京看望他们尊敬的老校友。

　　看到小学母校的校长来看望他，黄涛特别高兴。当他听杨校长说，许多优秀的孩子都获得了星火燎原奖学金的奖励，大家对《星火燎原》等红色经典图书也十分了解和喜爱时，黄涛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杨校长又拿出她精心准备的一个礼物——一个红木制作的笔筒。杨校长指着笔筒上的题字念道：“传承星火燎原精神，永葆革命理想信念。”黄涛听了非常高兴，说：“写得好，星火燎原精神就是要代代相传。”

　　黄涛格言警句

　　黄涛格言警句（一）

　　有离休的岗位没有离休的党员。

　　当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晚年我要完成三件大事。

　　执笔写英雄，躬身学英雄。

　　要干为英雄立传的活，不做给组织抹黑的事

　　爸爸如果动用关系过问了你的事，只要有过这么一次，爸爸就一辈子也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了！

　　一个人生命的道路是有限的，而他所投身的事业则是永恒的，只要保持永不泯灭的理想和追求，就有无穷的生活动力，就有无限的革命青春。

　　我一辈子没因为个人问题向组织提过要求，离休命令都下了，还找什么？

　　开支部会，你们一定要告诉我，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权力。

　　我们只有为组织工作的权力，组织上没有给我们为自己办私事的特权。

　　既然组织上安排你去，说明组织上需要你，这个情让我怎么去讲呢？组织上的困难和你个人的困难发生矛盾时，你应该首先想到组织。

　　黄涛格言警句（二）

　　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须一一核对。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要做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我必须把它做完了，要不做完我就是睡觉也睡不好。

　　编辑是个没有星期天的职业，八小时之内成不了好编辑。

　　句号放大了就是零，零就是一切从头开始，我还能编书。

　　一个出版社没有编辑队伍，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等于是一个翻印社。

　　真正的出版社只有自己有人才，才能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好。

　　这一段战争历史我熟，我来牵头做这项具体工作，能节省很多时间，这是一项传承红色经典的工作，时不我待呀！我中午吃了两碗饭呢，身体好得很。

　　癌症对我们年龄大的人发展缓慢，我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再把《星火燎原》从头到尾梳理一遍。

　　我对《星火燎原》尽心尽力了，能做到的我都尽量做到了，对这套书我很有感情。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充其量算个领班。

　　黄涛格言警句（三）

　　我们的红色经典亟须重新整理和编辑，以占领主流思潮的阵地。反映老一辈革命者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应该影响每一代人，这关乎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

　　眼睛看不清，不能思想看不清。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

　　看到英雄被玷污，我很心痛。

　　出版人不能利益熏心，怎么可以无原则地拿经典制造卖点呢？

　　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江山，染红了五星红旗，为他们立传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要下决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把这件工作做好！

　　这是比千斤重的担子还要重呀，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保护好这些书稿，有些稿件甚至比我们的生命还要珍贵。

　　我这一辈子干了很多工作，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就是我的心。

　　要是我能活到那一天，带上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上路，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大家事业篇

　　黄涛对红二军团成立的查证

　　《苦斗十年》是原红二军团一些老同志写的回忆录，有一部分是党史工作者访问原湘鄂西苏区一些老人的口述资料。其中对红二军团成立的时间、地点说法不一。

　　黄涛组织编辑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证。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30年7月4日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后即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还有一种说法是，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会师后，7月中旬在湖北江陵县普济观正式成立红二军团。

　　黄涛在主编《苦斗十年》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黄涛和编辑人员对一些史料进行了查对，并翻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以及老同志的回忆录，特别是查找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著的军史和战史著作。

　　经多方核对，黄涛和编辑部的同志认为：1930年7月4日，红四军和六军会师于湖北公安县，中旬在江陵普济观成立红二军团，这样表述比较准确。

　　第一次进中南海

　　1955年2月，新中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为了解决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军事组人员的军衔和军官待遇问题，时任总政宣传部新闻处处长的黄涛带领新闻处的同志起草了中央新闻单位军事组设置派遣军官的规定，几经讨论修改，并征求了各新闻单位的意见。

　　一天，总政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叫黄涛带上材料跟他出发了。两人乘车进了中南海，到了怀仁堂。这是当时军委办公的地方，他们来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的办公室。当时首长正伏在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前看材料，黄总长很严肃，有人进来，他也没有停下手头正在看的文件。刘志坚示意黄涛坐在办公桌对面去，自己则坐到了办公桌一侧。

　　刘志坚说：“由新闻处处长黄涛同志向黄老汇报一下新闻单位设置派遣军官问题，请黄老指示。”黄涛把新闻单位设置军官的原因和办法作了简要汇报，黄克诚偶尔提问一句，主要是听，听完后没等刘志坚补充，他就接着说，我看可以，就这样定吧！说完就和刘志坚谈起了别的问题。新闻单位的派遣军官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后来黄涛又领导新闻处的同志代中央起草了一个加强军事宣传工作的指示，经过总政宣传部和总政领导修改后，报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下发全国。

　　毛泽东与《星火燎原》

　　《星火燎原》是由星火燎原编辑部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中选编而成的。全书共收入637篇文章，360万字，分成十集。

　　《星火燎原》从1956年征文开始，到1982年成书，经历了26个年头。这部书受到了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关怀。

　　《星火燎原》征文开始，就有人向编辑部负责人黄涛提建议，这部书要请毛泽东作序或题写书名。黄涛考虑请毛泽东题写书名更合适。但总政最初决定的编辑方案，全书有一个总书名，即《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集有单独的书名，第一集为《星火燎原》，全书追溯武装起义，到了第二集以后，就发现每一集起个名字比想象中艰难，第三集的名字大家七嘴八舌取了二十来个，也没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于是，黄涛向分管这项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建议，全套书叫《星火燎原》。《星火燎原》释义有二：一谓小火花可以引起燎原大火。二喻微小的事物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萧华点头同意了。

　　1959年9月《星火燎原》第3集付印前，总政决定全书统一用《星火燎原》一个书名。这时，黄涛请印刷厂装订了一本红绒封面的特制精装本，并以编辑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把书附上，请他题写书名。

　　报告是黄涛亲手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办公室的，傅钟找到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给毛主席专门写了封信。

　　不久，杨尚昆打电话告诉傅钟，说：“《星火燎原》请主席题字的报告已经呈送主席，请主席题词的很多，不过主席把《星火燎原》排在前面了。”同年12月，黄涛拿到了傅钟转来的毛泽东题字，在一张8开大小的白宣纸上横书“星火燎原”四字。当时毛主席共写了两幅字，让编辑部自己挑选一幅使用。据傅钟讲，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既有对《星火燎原》的肯定，也有进一步出好这套书的希望。从这以后，《星火燎原》出版的一切版本都用的是毛泽东题写的书名。毛泽东手迹原件现仍保存在解放军出版社。毛泽东生前为许多报刊题写过报名、刊名，为一部书题写书名这是唯一的一次。

　　1963年10月10日，在黄涛的多次建议下，经萧华同志亲自安排，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草坪接见了《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并合影留念。

　　1977年10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星火燎原》选编本12月出版。12月24日新华社发了一条1000多字的电讯，全国许多报纸全文刊登了这条电讯。《解放军报》除刊登消息外，还发表了选编之一的简介和毛泽东题写的《星火燎原》书名的大幅照片。

　　他领导创办了《解放军生活》

　　去年6月30日上午10时，正在香港参加"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活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检阅完驻港部队后，前往驻港某舰艇大队警务连阅览室，看望正在这儿学习的官兵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地交谈。胡主席问：“这个阅览室里摆了很多阅读书籍，也有一些阅读的杂志，我想问问你们，战士最喜欢看的杂志是什么？”

　　一位战士脱口而出：“《解放军生活》。”

　　胡主席说：“《解放军生活》。”

　　……

　　这一场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的实况在全国转播了。听到这一消息，黄涛十分的激动。《解放军生活》杂志能够得到战士如此的肯定，表明他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那是1984年的一天，黄涛代表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做了专题汇报，表示出版社要创办一本类似地方上《中国青年》杂志的刊物，杨副主席当即表态：“好呀，这是件好事。你们准备叫它什么名字？”

　　黄涛说：“《解放军生活》。”

　　杨尚昆点头同意了。

　　1984年10月，总政治部批准创办《解放军生活》杂志。随后，黄涛与其他社领导一起，组织人员到部队进行深入调查，两个月的时间里，黄涛和编辑人员一起为创刊号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1985年1月19日，《解放军生活》杂志走进了连队。

　　《解放军生活》杂志作为基层部队的读物，创刊后先后组织主办了“全军优秀班长评选”、“祖国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等在全国全军有影响的活动，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国家优秀期刊奖。

　　两位耄耋编辑

　　黄涛常讲有离休的岗位没有离休的党员。“当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晚年我要完成三件大事。”

　　2004年，84岁高龄的他找到社领导，强烈要求担任《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丛书的出版编辑工作。他说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事就是让这3部书成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和建军80周年的献礼图书。社领导何尝不想让黄涛担纲此项工作，可考虑他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有谁忍心这样做呀！大家都劝黄涛好好休息，保重身体。黄涛拍拍胸脯说：“这一段历史我熟，我来牵头做这项具体工作，能节省很多时间，这是一项传承红色经典的工作，时不我待呀！我中午吃了两碗饭呢，身体好得很。”社领导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他的要求，但提出不能超负荷工作，并给他配了3位助手。

　　黄涛招呼上他早在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即开始合作的老搭档史立成，史立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其实此时的史立成也已年届80，且刚刚因患直肠癌动完大手术，身体还在恢复期间。但在多年与黄涛的合作中，史立成已被黄涛那坚强的党性、求真务实的品格、严谨细密的工作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深深折服。只要是和黄涛合作编书，史立成没有二话可说。

　　虽然两人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们的工作标准依然不降。他们始终坚持“三编”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告，将初稿打印，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送军事科研单位等审核；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部队，让官兵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即基本成稿)通过座谈会等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

　　但毕竟都已是年过80的老人，平时编稿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需要沟通时，他们无法像年轻编辑那样你来我往，就经常借助电话或书信进行交流。有时，为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段落甚至一句话，他们要在电话中讨论半天，家人有时急着用电话也没办法，只得送他们一个“话霸”的外号。

　　两位耄耋编辑，虽然已是青丝染白发，但编写英雄传记的劲头依然还像当年一样。

　　“汉奸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黄涛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当年的星火燎原编辑部就曾流行过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总管”来对话。这“总管”就是黄涛。因编辑部按一、二、四(其他)三个方面军分成了三个编辑组，各编辑组都以“方面军”相称，自然黄涛就成了“全军的‘总管’”。大家都知道：如果稿子编不好，在黄涛那里是很难过关的。

　　2006年编写《红军英雄传》时，黄涛对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叫“梭镖”的武器的正确写法产生了质疑。很多文章有写“镖”的、有写“标”的。究竟是“镖”还是“标”呢？黄涛为此翻阅了30多个版本的辞海、辞典，最后认定，从武器的角度来讲，用“镖”更为准确，并及时向出版社编辑人员做了通报。

　　在编纂一部英雄传时，打字员把一名反面人员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黄涛用红笔将错误的地方更改过来，并在小样上写道：“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对再版图书回头看也是他倡导的职业习惯。近年来，出版社再版一些图书时，都能收到黄涛的修订意见。在再版一部获奖图书时，责任编辑感到，这本书，已经获了大奖，是一部精品，不必修订，正准备交到工厂付印时，黄涛送来了10多处修改的意见。当得知，这是黄老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写的意见时，编辑深受教育和感动。

　　黄涛常说：“眼睛看不清，不能思想看不清。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

　　史立成对黄涛的承诺

　　史立成与黄涛自1954年一起编写《志愿军英雄传》便相识了。虽然1955年初史立成便调到了《解放军报》任记者，但默契的合作却让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当1986年史立成离休后，出于对其为人与编写水平的了解，经黄涛推荐，他被总政《解放军烈士传》编委会聘为委员。这样彼此又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2002年的冬天，史立成听说黄涛因病住院了，便赶到医院去探望。走进病房，史立成看到黄涛半躺在病床上，显得十分虚弱。他走过去，握着黄涛的手说：“老伙计，你可千万要注意保重身体呀！”黄涛淡然地一笑，说：“我就这副老机器，不是这儿坏就是那里出问题。”说着，黄涛从枕头下抽出一叠稿纸：“我从事传记文学工作说起来也有近50年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要在研究传记文学方面发表一些有意义的见解，所以我草拟了一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提纲，主要想讲讲传记文学写作中，有关历史与文学、立传与真实、书写成绩与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可拟完这份提纲后，我这眼睛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有时看东西都变形了。到现在，这眼睛干脆彻底罢工了，什么也看不见了。要不这样我怎么会住院开刀呢！”史立成接过黄涛手里的那份提纲，只见黄涛工工整整地写了满满6页纸，从总论到如何编写传记文学，黄涛列出了五大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思想也都简明扼要地写上了。

　　黄涛接着说：“我今年已八十有二了，这眼睛就是做完手术，虽然医生没有明说，但我心里也明白，是恢复有限。要完成这本《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我是有心无力了。你从事传记文学的写作工作也有许多年了，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我想这本书就交给你来完成吧！”史立成手里拿着这份大纲，觉得沉甸甸的。其实，此时的史立成也是刚刚大病初愈，直肠癌手术让已77岁高龄的他元气大伤。但面对黄涛的殷切嘱托，史立成实在是张不开拒绝的口。他拿着大纲对黄涛说：“好的，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翻翻资料，争取把它搞出来。”

　　回到家中，史立成心绪难平。从建国初期跟着黄涛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到后来跟着他编写《解放军烈士传》，他那坚强的党性、求真务实的品格、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特别是连续主持编写包括《星火燎原》、《革命烈士传》、《苦斗十年》在内的五大部传记文学丛书的奉献精神，对自己的教育更是极其深刻。自己长期跟随黄涛学习，应该帮他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工作，但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实在难当此重任。

　　对此，史立成的心中总是充满无比的遗憾。但他依然牵挂着这事，一直在寻找着合适的作者，以完成他对黄涛的承诺。

　　大公无私篇

　　比生命还要珍贵的《星火燎原》

　　 “文革”时，造反派要拿走所有的《星火燎原》原稿，黄涛坚定地站出来：“对我个人怎么样，我都能接受，写这些稿件的人又不是每个人都有问题。”经过黄涛的据理力争，最终造反派答应由编辑王梦岩看护所有书稿。王梦岩至今还记得黄涛找他谈话时的情景：“梦岩，比千斤重的担子还要重呀，我感觉我自身恐怕难保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这些书稿，有些稿件甚至比你的生命还要珍贵。”

　　临分别时，黄涛还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了吗？”王梦岩点点头，他才离去。据王梦岩说，那一天，黄涛是抹着眼泪离开的。

　　此后，王梦岩把所有的书稿转移了地方，他就像一位职业保安一样看护了这些书稿近十年，因为这是他敬重的黄涛首长亲自托付的。这样，这些珍贵的书稿才得以完好地保存。

　　刚刚被宣布停职反省的那天晚上。黄涛叫过大女儿黄长江，对她说：“长江，爸爸说不好哪一天就要被送去改造，你是老大，要带好弟弟妹妹们，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接班人。爸爸还有一件事要交代给你，你一定要保护好那几本《星火燎原》。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的著作放在上面没事，没有人敢动它，其他的书无所谓了。所有与《星火燎原》相关的东西你们保护好就行了。”

　　第二天，黄涛就没有回家了。当晚，黄长江掘开地板，把所有相关《星火燎原》的资料和书籍全部埋到了地下。

　　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应验了黄涛的嘱咐，家里所有的书除了毛主席著作外，荡然无存。

　　苦斗病魔坚持整理《星火燎原》

　　黄涛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这一天是2007年的11月7日。

　　他的三个女儿黄长江、黄小燕、黄园园和远在石家庄工作的儿子黄海洋都聚集在301医院，黄涛的老伴马艳秋对孩子们说：“病情要如实告诉你爸爸，这样他会配合医生治疗的。今天正好是11月7日，是苏联革命纪念日，你爸爸革命一生，我想他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今天就告诉他更有意义。”

　　黄涛已经88岁了，他的耳朵只有借助助听器才能听见。马艳秋找出了助听器递给黄涛：“老头子，孩子们都来看你了，你的病理报告今天已经出来了。情况不是很好，我就知道尿血不是个好征兆，医生诊断是膀胱癌晚期。我们不瞒你，就是想着你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还怕个小癌症吗？”

　　黄涛坐在病房的沙发上，右手正打着点滴。他很镇静，略停了有几十秒钟后，说：“如果是这个毛病，就没有必要再花国家的冤枉钱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周总理得的也是这个毛病。你们尽快帮我把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请来，我有事要见他们。”

　　很快，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施雷、政委于丹、总编辑郑晖等领导专程赶往医院。黄涛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拿掉的一些文章应该恢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文章要补上，存在不合适的用词也要做出订正。”他还宽慰去看望他的领导们，说：“癌症对我们年龄大的人发展缓慢，我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再把《星火燎原》从头到尾梳理一遍。”

　　从知道病情的当天开始，黄涛就坚持要求出院。老伴和孩子们都无可奈何，他们只好把住院部的主任请过来做工作，但收效也不明显。后来，三女儿黄园园开着车把《星火燎原》的书和相关资料都取到病房来了，这才让黄涛安下心来。但是医院里总是有人经常来探视，不能让黄涛静心处理书稿。加之，取来的一些资料不完全对路子。去年12月27日，黄涛还是坚持要求出院回家了。第二天，他就在家中抱病开始整理《星火燎原》。

　　大爱无言篇

　　他想带《星火燎原》全集上路

　　2008年1月20日，黄涛因为尿血再次被送往301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上一次出院时，医生就告知过他的亲属们：膀胱上生长着2×3cm的恶性肿瘤，一旦胀破而出现大出血就没有抢救的可能性了。经过专家的三天监护，黄涛的病情再次好转，转入普通病房。

　　已经被黄涛的病折磨得瘦了近十斤的老伴马艳秋，对黄涛说：“咱们俩这一生，都在忙着工作，正儿八经地好好聊天都没有过，你能陪着我聊聊吗？或是你有什么话对我说说吧！”

　　“上次施社长他们说，出版社要成立星火燎原编辑部，还准备出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不知运作得怎么样了？”

　　“咱能不能别三句话就不离《星火燎原》成吗？聊点别的好吗？”

　　“我这一生中，家是你当的，孩子是你抚养的，我除了《星火燎原》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老两口对视了一下，谈话中止了。

　　几天后，出版社领导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刘翎、副主任吴立新、老编辑马成翼等再次来医院看望黄涛。那一天，黄涛特别高兴，脸上的笑容像孩子般的天真。因为，他知道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了，全集的编辑工作也启动了。他握着刘翎的手说：“《星火燎原》的接力棒交到你的手上了，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你会发觉，做着做着，你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的。”

　　刘翎表示，一定要向黄老学习，努力工作。

　　黄涛笑了，并关切地询问：“《星火燎原》全集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本全集是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计划明年6月份完成。”

　　黄涛兴奋地说：“要是我能活到那一天，带上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上路，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沉默。沉默。此时无声胜有声。

　　诲人不倦的编辑家

　　书贵于“精”是黄涛的一贯思想，也是他的一贯追求。他得了韬奋出版奖之后，名气大了，找他讨教取经的人也多了。

　　一天，一位年轻编辑敲开了他的门。

　　这位编辑说：“黄顾问，您是老出版了，我今天是来拜师的，您能教我怎么当个好编辑吗？”

　　黄涛笑了笑说：“当个好编辑说难也难，要说容易也容易。关键是‘人贵于勤’，‘书贵于精’。”接着，他讲起了自己的体会。

　　先说选题。写什么、出什么，要看战士或读者需要什么。他们不需要、不喜欢，你出得越多越是浪费，躺在库房里是一堆废纸。还有一点，不能光看什么书畅销，有的书畅销我们不一定能出，要以社会效益为主。追热点赶时髦我们永远也追不上，那是新闻的优势。新闻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书发酵得慢，一时半会儿过不去，所以确定选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

　　再说出书。做书得下功夫，不能粗糙。编辑工作就是案头工作，要会当裁缝，怎样结构布局、增加删减，得会处理；同时编辑又是个“文字通”，书稿在你手里加工后，不仅要文通句顺，还要消灭错别字和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这就牵扯到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了，只有博学多识，才能厚积薄发。有理论的修养，才有编辑的深度。

　　另外强调要搞点“高端产品”，也就是广大读者都愿意看、能传之于后世的书。这是个长远建设，又有突出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过了若干年后，从书架上才不会消失。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既要顾及眼前又要看到长远。

　　最后我还要叫你们怎么不犯错误。我编了几本难编的书，体会很深。一是对没弄清的问题少说或不说。党史、军史中有些历史事件现在还不能公开报道，在没有把问题弄清之前，那就不能公开去说。二是对敏感问题，不成熟就不要往外拿。我们对有些问题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可以不写、不编、不出。对敏感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

　　黄涛在快要结束这次面授的时候，话锋一转，再次强调说：一本书能吸引人、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这本书就是好书了。所以，当个好编辑得下苦功夫才行。

　　想起黄涛的教诲，面对这位老人的人生绝唱，我们咀嚼着“书贵于精”的四字箴言，作为年轻一代编辑，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宝贵呢。